有人说，全职妈妈在中国是高风险职业，而前段时间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反对学生当全职妈妈，也让全职妈妈话题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
我每年都有不少的全职妈妈，二胎政策执行和新婚姻法出台，让全职妈妈的客户数量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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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焦虑人群中，我觉得全职妈妈最高。
我的全职妈妈咨询客户，有以下四类情况——
第一类是人数比较多的，这些全职妈妈的诉求是重返职场：未来1-2年后重回职场，找什么工作，如何能够和比自己年轻的求职者竞争，怎么在工作后平衡工作和家庭；
第二类是为全职妈妈做准备的：在做全职妈妈前，在现有工作上做哪些准备，全职妈妈做多久，以及在全职养育孩子期间可以做些什么增加竞争力。
第三类是一部分女性本身职场发展还不错，但是孩子出现问题，多数是精神上的问题，不得不辞职回家做全职妈妈。这类女性很多在企业是中高层管理者，这样的落差需要通过咨询去寻找既可以照顾孩子又可以体现价值的新的职业机会。
第四类客户，在家全职妈妈好几年，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家人催促其上班，但是自己本身并不想回到职场，迫于家庭的压力来寻求支持。
今天我来分析一下，在中国，如果你要做全职妈妈，你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让更多的女性看清当下所处的环境，更好地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首当其冲的风险是，中国的法律和文化传统并不保护全职妈妈。
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养孩子是天经地义的，是不会被特别重视的。
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的那是要被指责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怎么带孩子的”。
新的婚姻法颁布后，让女性的的处境更为不利。
我们经常听到国外名人离婚案例，一下分走一半财产，女方会因为离婚而出现在富豪榜。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贝索斯，在离婚时把约370亿美元的股票分给了前妻麦肯齐，这让麦肯齐成为亚马逊第二大股东，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到前50位。
在中国，很少听到哪位女性分到丈夫的巨额的财产。我的咨询客户和周围朋友，离异后也基本没有分到啥。
2018年我和Mike去澳大利亚旅行，在悉尼我们住在Mike的亲戚Grace家里。Grace已经做了20多年的全职妈妈，她和丈夫养育了5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我常常分不清他们俩。
Grace的丈夫在一家外资银行做高管，他们的房子在海滩边，院子里还有个小游泳池，算是中产阶级。
有一天吃饭，我问Grace，在澳大利亚做家庭主妇觉得安全吗？
她说很安心。
她丈夫在旁边补充，澳大利法律规定，如果离婚，全职妈妈一方会优先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并且能获得70%的财产，所以很多女性希望和澳大利亚的男性结婚。
Grace平时除了照顾孩子，经常和自己的朋友见面，有很丰富的生活。
她50多岁，看起来很年轻。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特意去查了一下英国的和澳大利亚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法律。
英国的婚姻法关于离婚的财产分割，第一条就是考虑双方对家庭的贡献，而夫妻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绝对不仅仅是指赚钱养家。
家庭主妇，在婚姻中扮演在家带孩子、做家务的角色，也是对家庭的一种付出。
这种付出所具有的价值，和另外负责在外赚钱的一方，对家庭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其贡献不会少于赚钱养家的那一方，因此法官在判定上，基本都会给予平等的认可。
而澳大利亚的婚姻法中对财产的分割，也是通过对家庭的贡献来分割，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家庭主妇或父母的身份做出的贡献。澳大利亚普通法充分认识到一方作为家庭主妇或父母的贡献。
而在中国的婚姻法，财产分割没有提到对家庭的贡献，只有家务补偿。
对家庭的贡献和家务补偿差距太大。
一个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仅仅是做家务，有精力，时间和爱的付出，以及为此而失去的职业机会。
按照贡献的划分，那是很大的一笔财产呢，而家务补充，就非常之小了。
发达国家的婚姻法法倾向于保护女性，中国的婚姻法倾向于保护男性。
这个婚姻法也是男性为主体制定的。
法律的保障代表的是社会对一个全职妈妈最基本的认可，这个保障缺失，基本后盾就缺少了，这也是中国全职妈妈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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